据封面新闻策略聚宝，广受关注的“沈阳禁毒大队长刘威走私毒品案”有新进展。
封面新闻记者从其辩护人、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郭鹏处了解到，日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二审宣判：驳回刘威上诉，维持一审有期徒刑三年半的判决。
刘威原系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禁毒警察大队副大队长（主持工作）。一审判决书指出，2023年6月，刘威在未向分局领导及市局禁毒支队汇报的情况下，违规使用“特情”人员，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到一泰国贩卖大麻者，让其向国内邮寄样品，收件地址为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所在地。
2023年12月18日，两名辅警按刘威指示在分局大门附近快递柜取境外包裹时，被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及浑南分局禁毒大队民警控制，包裹中查获160.25克大麻叶。几天后，刘威主动交代，公安机关又从寄到该快递柜的另一境外包裹中查获1352.09克大麻叶。经鉴定，上述大麻叶中均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
“沈阳禁毒大队长走私毒品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有期徒刑三年半的判决 图源：VCG
刘威的辩护人在辩护意见中指出，刘威案发时系实际主持工作的禁毒大队副大队长，负有在辖区打击毒品犯罪的法定职权和责任。其在以打击毒品犯罪为目的的职务活动中，即便存在持有、运输、交付毒品的行为，也因法定职权而具有违法阻却事由，不应将其行为认定为犯罪。
对刘威及其辩护人所提刘威行为的目的是通过特情人员获取犯罪线索而破获毒品案件，既无毒品犯罪主观故意，也无社会危害性的辩护意见。沈阳市中院在一审判决中表示，建立特情人员应履行审批手续并进行规范管理，本案中并不存在阻却刘威依照法定程序建立特情的事由。相关证据亦不能认定刘威出于工作目的走私毒品。
2025年10月14日，沈阳市院一审判决刘威走私毒品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刘威当庭表示上诉。
二审裁定书显示，刘威提出上诉后，辽宁省高院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
郭鹏律师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明确规定，被告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第二审法院应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本案中，刘威在上诉状中即明确表示其行为是出于工作目的，对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采纳的证据提出了根本性异议，足以影响定罪量刑，依法须开庭审理。
辽宁高院审理认为，相关证据不能认定刘威通过他人从境外走私大麻入境出于工作目的，对其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了解到，得知二审宣判结果后，刘威已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来源：封面新闻 bjh
延伸阅读
被警察带走验尿时，李万强戒毒3年没有复吸，早已过了动态管控期。
那是一次普通的出差。他和领导、同事一起到某一线城市入住酒店，没多久，警察上门，把他带走验尿。结束后，他清白地回到酒店，但事态已经无法收回——领导和同事都知道了他“有过吸毒史”。
出差回去，工作就没了。
李万强已属幸运之人——更多的戒毒人员，因为开不出一张“清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根本没有机会找到工作。
同是戒毒人员的王军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他们这样的人，为数不多能找到的工作是清洁工、保安、摩的司机等，“运气好的人还能送送外卖，但很不稳定”。但现在，这类工作也都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
按照我国的法律，吸毒属于治安违法，不是刑事犯罪，但在过去，戒毒人员去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派出所一般都会标注此人有过吸毒史，导致我们很难被录用”，王军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进入公共讨论。但争议随之而来：封存吸毒违法记录，会不会变相纵容吸毒，乃至让吸毒人员脱管？
争论中的各方声音很多，唯独缺少了当事群体。我们或许也需要听听，那些被“记录”的人，是如何理解这件事的。
复归社会，步履维艰
李万强已经戒毒六七年，但在社会管控的数字网络中，他依然是一个“预警对象”。
因为出差验尿而丢掉了工作后，他回到老家，在一家由当地“禁毒明星”胡新刚负责的敬老餐厅做志愿者，没有收入。
李万强曾经还送过外卖，做快递和物流的日结工，但这几年都做不了了。“我们的资料一进入人家那个平台，就会直接被排除掉”，李万强说，“按理来说，除了公安，其他机构都没法查询，也可能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显示我们存在某种风险。”
他也曾试过去大城市闯。刚去时，他借住在妹妹家，后来准备办居住证，交了相关资料到派出所。不久，有人跑到了妹妹家找他验尿。
李万强说，对此他能理解，可以单独找他或给他打个电话。
“但他们是先找我妹妹小区的物业，再让物业带他们来找我，搞得物业和小区里其他人都知道我妹妹有个以前吸过毒的哥哥，这个影响很坏。”李万强告诉南风窗。
影响还延伸到其他方面。李万强之前办了一张信用卡，没用几个月就被银行停掉了。他说这期间他都正常使用，按时还款。后来打电话去问，银行回复他“风控”不过关。
甚至去银行贷款，就算征信没有问题，对方也不会放贷，理由同样是“风控”不过关。
李万强已经戒毒六七年，但在社会管控的数字网络中，他依然是一个“预警对象” 图源：unsplash
这些不是李万强一人的遭遇。同是戒毒康复人员的王军也有着相似的感受。今年42岁的王军，曾吸食冰毒多年，进过两次强制戒毒所。2021年，他结束了第二次强戒，试图重返社会。
但是找工作越来越难，王军说，即便是处于就业链条末端的工作，近几年来也充满变数。
问题的核心，在于那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
有时碰到用人高峰期，有些工作也会起用他们，但一旦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很快就会把人开掉。又或者，碰到一些重要时刻，举办大型活动等时，他们也会被遣返回家。
王军说，这种基于过往记录的系统性排斥，让他们回归社会变得步履维艰。
“我们不奢望别人怎么去帮我们，只是不要排斥、歧视我们，给我们一次机会就好了。”李万强说，于他们而言，治安管理处罚记录的封存，确是一个好消息。
他说，这不是为了去再次作恶，而是为了求得一个不被系统自动弹出、不被雇主直接秒拒的平等机会。
“很多人说策略聚宝，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不该给机会。”王军告诉南风窗，他承认自己以前犯过错误。“但我们已经拿自己青春去赎罪了，吸毒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惩罚，我们也接受了罚款、行政拘留和两年多的强制戒毒。”王军说，这些都是他们为吸毒付出的代价。
“你就当我是个畜生”
李万强和王军遭遇的困境，胡新刚都看在眼里。作为一个曾经吸毒20年，后又成为当地禁毒先锋的过来人，他知道戒毒康复人员复归社会的困难，也知晓毒品如何摧毁一个人，以及重建一个人被毒品摧毁的“快乐机制”的艰难。
胡新刚从不避讳自己的吸毒经历。按照他的说法，大多数有过吸毒经历的人都在努力撕掉这个标签，而这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
甚至他的微信头像，很长时间以来都是那张被他称作“一世三生”的对比照。左边是吸毒的他，骨瘦如柴、眼神涣散，典型的“瘾君子”；右边的两张，是他戒毒后的模样，眼神坚定，面容饱满，对比之下判若两人。
胡新刚的微信头像/冷西 摄
而这一切，是他想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激励那些正在戒毒或想要戒毒的失足人员。
“我15岁左右就吸毒了。”胡新刚回忆。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因为校园霸凌辍学，混迹社会，觉得唯有如此才能拥有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他扎进了毒品圈子。
“那个时候毒品在我们圈子里，就是新生的时尚物品，大家吸毒是为了赶时髦。”胡新刚说，第一次吸海洛因时，他吐得昏天黑地，但为了不被“大哥”们看作“老土”，也为了融入圈子，他逼自己适应了那种苦味。
甚至，在发现自己上瘾时，他“有种终于合格了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长达20年的沉沦。
毒品的可怕，不仅在于生理的依赖，更在于它对人性的吞噬。“毒品是把大脑的快乐机制毁掉了，透支人的快感。”胡新刚形容，那种快感“很直接、很强烈”，以至于世间任何其他物质都无法与之相比。
为了维持这种快感，他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烂人”。
1993年，父亲病重住院，胡新刚在医院守了两个月，外人都说他孝顺。但只要毒贩一来电话，他还是会跑出去。“有一次我出去等毒贩，等了一两个小时才回去，我父亲上厕所摔跤了，大出血……没隔多久就去世了。”这件事成了他终身的悔恨。
但父亲的去世，没改变他对吸毒的渴望。自己没钱时，他就向母亲索取毒资。
母亲在菜市场卖牛肉，为了不让儿子那副模样吓跑客人，总是让他先打电话，自己再把钱送过来。
有一次，胡新刚去找母亲要钱，母亲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裤脚挽得高高的，腿上全是血。母亲说是走路不小心跌进水沟划破的。“她当时没有骂我，（而是）问我吃饭了没有？”那一刻，胡新刚觉得自己是“畜生”，没有拿钱，扭头走了。
然而，毒瘾发作时的生理痛苦——“像蚂蚁啃骨一样的浑身酸痛”，让他又折返了回去。
面对依然一瘸一拐的母亲，他昧着良心拿走了钱。
“当时没想什么母亲很可怜之类的，我心里想你就认定我是个畜生，当没我这个儿子一样。”胡新刚说，但吸完毒以后，又想起母亲，想起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后悔。
戒毒并不简单。“只要一接触到社会面，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去复吸。”胡新刚坦言。20年间，他进过强制戒毒所五六次，劳教戒毒三次，自愿戒毒七八次。每一次出来，面对家人的不信任、社会的歧视以及内心的空虚，他都会再次扎入“毒圈”。
而且，当时为了自己不被拘留和带去强戒所，胡新刚说，他自己随时带个刀片，被警方抓住时就割自己手腕。此外，他还吞过铁丝，甚至拿艾滋病人的针头往自己身上扎过，所幸没有感染。
直到2009年，多次有过轻生念头的他，在吸食冰毒产生幻觉后从5楼跳下，全身7处骨折，右腿髌骨粉碎，落下终身残疾。
在医院里，只有母亲不离不弃。看着年迈的母亲为自己奔波，也看着病友家属无私的帮助，躺在床上的胡新刚第一次产生了“感恩”的念头。
“虽然心里面还有去死的念头，但看到母亲每天为我奔波操劳……我就想自己要是死了，母亲怎么办，谁给她养老送终？”这个念头，让他坚持了下来。
重建快乐系统
胡新刚的重生，并非止步于“不吸毒”。
“戒毒是要在身体脱毒的同时，重建人的快乐系统。”这是胡新刚用半辈子换来的领悟。对于吸毒人员来说，毒品曾是他们获取快乐的唯一捷径，一旦切断，巨大的空虚感往往是复吸的温床。
而胡新刚找到的替代品，是“做好事”。
出院后，他开始跑摩的谋生。有一次，他在街边看到一辆没拔钥匙的摩托车。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想偷走换毒资，而是守在车旁等了2个小时，以防被别人偷走。虽然没等到车主，但他把钥匙交给了旁边店主。
“虽然没等到人，但是我心里好高兴。”胡新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做校长的舅舅，舅舅在电话那头的赞许让他泪流满面。“那是一种可以分享的快乐，它跟吸毒带来的、短暂的、只能自己感受的快感不一样。”
另一次，一位打摩的到郊区的女乘客让他找零钱，自己在原地等待。当胡新刚从远处换完钱赶回去时，看到女乘客正对着来接她的男朋友比了一个胜利的“耶”——显然，男朋友赌定这个摩的司机卷钱跑了，但胡新刚回来了。
“一个陌生人的信任让我觉得很温暖……证明我不是天生的毒品胚子。”
这些细微的、来自普通人的信任与尊重，如同砖石，一点点填补了胡新刚内心的黑洞。他开始意识到，通过帮助别人获得的社会认可，可以产生比毒品更持久、更真实的满足感。
基于这种理念，胡新刚创办了“衡阳市石鼓区同伴教育戒毒服务中心”，并在衡阳市石鼓区挽月山庄建立了一所特殊的“戒毒学校”。
衡阳市石鼓区同伴教育戒毒康复培训学校/冷西 摄
这里没有围墙，没有药物，甚至没有强制的管束，有的只是一群有着相同经历的“同伴”。
“每个人来，我都告诉他这里没有药，戒毒肯定难受。”胡新刚说。当学员心理毒瘾发作，甚至发生戒毒康复人员以自己吞食打火机等自残行为为由，想要出去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轮流陪伴、聊天，递上一杯热茶。
“我就跟他讲，这个打火机我以前也吃过好多次……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你是想去打一针。但你要想好，你出去打一针后，以后的日子又要怎么过，我这里是肯定不会让你来了。”胡新刚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打破了吸毒者心中那道“没人懂我”的壁垒。
“这些曾经都吸过毒的人在一起，没有隔阂也没有欺骗，大家可以互相感同身受。”这种抱团取暖的模式，奇迹般地帮助了许多人。更重要的是，胡新刚带着戒毒人员做公益——去敬老院剪头发、去福利院打扫卫生，现在则是运营一家免费的敬老餐厅。
胡新刚在2025年9月开始负责的行愿敬老餐厅，给附近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冷西 摄
而这正是他觉得可以重建人快乐系统的方式。
“当他们在帮助他人后，听到对方的感谢和善意，他们心里也会很开心，感受到那种被需要的快乐。从而建立自我价值，觉得自己也是能帮助到他人的人，而不只是垃圾和被社会抛弃的人。”胡新刚认为，这是抵制毒品心瘾的根本解药，也是他们回归社会时获得他人认可的凭证之一。
封存记录≠放任不管
胡新刚多年的努力，既在于减少吸毒人员，也致力于让戒毒人员被社会接纳。他认为，这次“封存违法记录”制度的出台，可以让他们获得一个平等的就业机会。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公众对于“安全”的焦虑同样真实且现实。
“一旦吸了毒一辈子都戒不了”“吸毒人员复吸概率90%多”……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构成了公众反对“违法记录封存”的心理基础。
然而，依据当下严密的禁毒、戒毒体系和现状，公众其实大可以放心一些。
治安管理处罚记录的封存，并不等同于对吸毒人员管控的松懈。
按照当前法律规定，在吸毒问题上，治安处罚只是一个入口。当一个吸毒者被拘留、罚款后，真正的管控才刚刚开始。
根据我国“禁毒法”和“戒毒条例”，一旦吸毒人员被发现并被认定成瘾，等待他们的是一套严密的流程：社区戒毒（3年）或强制隔离戒毒（2年）加社区康复（3年）。这意味着，一个吸毒成瘾人员，至少要面临长达3到6年的高强度戒治管控。
图为注射器 图源：视觉中国
更关键的是公安内部的“吸毒人员动态管控预警系统”。
2006年，公安部建立了这套系统。一旦吸毒信息录入，身份证便与系统绑定。正如李万强所遭遇的那样，无论是在哪里住旅馆、坐火车、进网吧，只要刷身份证，警报就会拉响，当地民警会迅速介入进行尿检。
“理论上来说，我从2006年以后就没被公安抓过了……但直到2015年我外出坐火车、住酒店刷身份证时，还是会被带去验尿之类的。”胡新刚也证实了这一系统的严密性。
即便按照“戒毒条例”规定，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但这在现实中往往只是“降低管控力度”而非“完全退出”。
“动态管控并不会因为消除或下调级别就失去作用，吸毒记录终生不会消除，它像一道枷锁永远束缚在吸毒人员身上。”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曾在一份公开答复中如此表述。
因此，即将推行的“违法记录封存”，仅仅是限制了该记录在社会面（如一般企业入职查询）的公开查询，从而保障戒毒人员的隐私权和就业权。而在公安机关的内部系统中，这些记录依然存在，重点管控、动态预警的机制依然在运转。
违法记录的封存，不会改变它的存在。
社会接纳，也是禁毒的一部分
管控体系尽管如此严密，但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要给吸毒、戒毒人员机会？
2006年，时任国家禁毒委副秘书长陈存仪提到，吸毒人员身份同时具有“三重属性”：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也是大脑神经功能受损的病人，更是毒品泛滥的受害者。
“没有人是天生的毒品胚子，大部分都是不幸染上的毒品。”胡新刚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环境的影响、家庭的破碎、年少的无知，往往是推人入渊的黑手。
如果不将他们视为需要挽救的“病人”和“受害者”，而仅仅当作必须清除的“垃圾”，社会可能会付相应的代价。
有研究显示，家庭和社会的接纳程度，影响戒毒的成败。2022年，司法部的一项调查显示，重庆市复吸高危人群中，失业人员的复吸率高达47.1%，无固定工作、无固定收入人员复吸比例过半。
“如果我们戒毒出来，想要重新来过时，周围人看到我们都是躲开和远离，社会对我们是歧视和排斥，那我们最后可能只能回到以前那个圈子”，李万强说，“因为你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才能找到存在感。”
胡新刚也告诉南风窗，社会的排斥会使得这些戒毒人员成为一个潜在的危害，他们最后可能因为没有出路而重返曾经的圈子，或者从事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们去接纳这些戒毒康复人员，真的是在减少社会隐患，也可以说是在跟毒贩抢资源，此消彼长。”胡新刚说。
此外，现在的禁毒形势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胡新刚观察到，强制戒毒所的人数正在锐减，强戒所面临转型。“现在禁毒大队的抓一个吸毒人员都很难的。”胡新刚说，这说明毒品市场的萎缩和管控的有效。
相关统计也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74.7万名，同比下降16.7%，戒断3年未发现复吸人员428.6万名，同比上升5.1%。
在这样的背景下，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出台，更像是一种精准的社会治理微调。它将那些已经真正戒断、渴望回归的“李万强们”，从无差别的社会性死亡中打捞出来，给他们一个靠劳动自食其力的机会。
“我们要求很简单，能有一个机会，靠自己的劳动生存下去就可以了。”王军告诉南风窗。
当然，胡新刚也并不主张无差别的“一刀切”。他认为，封存应当分情况：“针对那些高风险的吸毒人员，比如有严重暴力倾向或者有贩毒嫌疑、以及因吸毒产生妄想或其他幻觉类病症的人员，可能不太适宜封存。”
更多的人渴望回到平凡的现实。2025年12月16日上午，胡新刚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到自己负责的衡阳市石鼓区行愿敬老餐厅。厨师已在准备免费午餐。10点50分，老人们准时来到，很快坐满餐厅。
在行愿敬老餐厅就餐的老人们/冷西 摄
穿着马甲的志愿者们忙前忙后，端上热气腾腾的素食。其中，有几个曾是让邻里避之不及的“瘾君子”，现在，他们是老人们口中热心的“小张”“小李”。
李万强就是其中一员。他在这里帮忙义务送餐，虽然没有工资，但他觉得“精神很富足”。
从“烂人”到“志愿者”，中间隔着的，除了个人的意志力，还有家人的支持和陌生人的善意，也有制度的严管和社会的微光。
（应受访者要求，除胡新刚外，其余戒毒康复人员为化名。）
来源：南风窗 B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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